美国本世纪的中国政策

在当今美国纷繁复杂的外交政策中，没有任何政策比中国政策产生更长远的全球性后果了。但是西方对中国历史，文化和政治的理解仍然严重停留在过时的陈词滥调上。对中国情况更深入了解将帮助我们将政策置于坚实的基础上，经受住与寻求世界地位的中国难以避免的冲突。 历史的角度：中央集权，混乱，儒家学说 中国4500年的儒教社会秩序常常被误认为是历史悠久，政治稳定的传统，这完全是天大的谎言。中国政治的历史是个周而复始的血腥统一过程，统一完成后接着缓慢的腐败和中央政府的衰落，陷入无政府主义的军阀割据，直到最后再重新统一。自从公元前220年到现在，至少有10个重要的朝代更替，每个朝代更替都意味着血腥的内战和老百姓的痛苦。在2200年的历史中有接近700年中国没有中央政府，完全是地方军阀割据混战的分裂的局面。 从1849年到1949年的时期被中国人看作“屈辱的世纪”，当时西方列强和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横行。虽然这是一个黑暗的时期，但是必须承认这个时期对政治环境的理解是正确的，任何列强都不可能主宰一个强大和有效管理的中央王国。但是当第一批欧洲人到来的时候，当朝的清廷已经处在衰落的状态。至少五次重大的国内叛乱暴动和外敌入侵是联合进行的。到1900年义和团暴动的时候，西方列强已经与各省的头目谈判签订各自的和平协定了，因为中央的权威已经不复存在。外敌入侵是国内衰落的结果而不是国内衰落的原因，这个教训仍然值得中国现代的领导人考虑。 中国共产党领袖使用“屈辱的世纪”来凝聚民族主义。毫无疑问，他们真诚相信这段屈辱的历史充分反映了西方国家的意图和本质。但是如果认为共产党的领袖没有意识到更大的背景---国内的虚弱和分裂起到的关键作用的话，就是天真和危险的。因此屈辱的世纪的真正原因肯定让中国的领袖进一步认识到儒教相信强大中央政权的倾向和不惜任何代价保持国家的统一的决心。 在理解中国政策设计的时候，儒教的影响，而不是西方思想的影响无论如何强调都不过分。和2000多年里宗教，道德，政治，哲学的巨大冲突而形成个性多元化的西方不一样，儒家学说在中国一直处于几乎不容挑战的绝对权威的地位，深深的影响了中国社会。 儒家学说最基本的政治单位就是社会本身。因此社会稳定被看作较大的公共利益和最根本的人权。维持社会稳定被看作政府的最高责任。拥有严格等级观念和各自责任的家庭是社会和政治结构各个层次的组织典范，虽然温和受到尊重，妥协被人喜欢，但是为了维持秩序和保护个人和组织的面子所有能够采取的手段都是可以使用的。 中国现在不是，其实从来也不是苏联模式的真正的共产主义国家。如果把残存的红色招牌扯去，人们就能看到古代儒教帝国体制几乎是没有变动的，只不过名词变化了而已。 当今的中国：毛泽东和亚当▪斯密（ADAM SMITH） 现代的中国常常被描绘成正迅速崛起要主宰东亚的经济，政治和军事上强权。其实如果仔细考虑一下，情况是非常复杂的，远不是这么回事。 中国的经济当然经历了快速的增长，但是由于缺乏透明度，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持续增长的潜力让人怀疑。有大量证据显示经济的许多领域仍然被中央的计划以及金融和管理等因素严重扭曲，而且腐败现象猖獗。中国需要将数千万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才能达到日本或者韩国成功转向高附加值经济所需要的那样的城市化程度。中国的教育体制也需要巨大的改进。环境破坏已经达到让人震惊的程度，就连北京的领导人都开始质疑中国的制造业模式是否正确了。 由于中国的快速经济发展造成多方面的社会动荡，如果处理不当，有可能让中国陷入国内动乱。中央政府已经为改革造成的意料之外的后果头疼不已，改革让成千上万的人失去医疗，教育或者福利等。日益增大和蔓延的收入分配差距更是火上浇油。最近媒体报道的农村群体事件显然只是冰山一角。儒家学说倾向稳定的另外一个后果就是社会压力悄悄增加直到达到爆发的那一刻。 这让中国的处境非常严峻。中国持续的军事现代化，慷慨赠予基础上的区域外交，长期的社会稳定都依赖于经济成长，但是经济改革威胁到了促使国内的和谐。太多/太快和太少/太慢的政策界限非常小。正如我在一次访问中一个军官告诉我的“我们已经重新创造了革命的条件。” 美中关系：新的丝绸之路 美国副国务卿佐里克（Robert Zoellick）最近评论说美国与中国的战略性合作关系是个积极的步骤。我们应该迅速果断地推动。美中摩擦是不可避免的，即使在最亲密的盟友间也可能存在，但是中国和冷战时期的苏联不一样，它不是扩张性的，不是要求改变信仰的强权，并不认为自己的存在和成功和美国是势不两立的。美中两国的共同国家利益不是不可调和的或者零和游戏。我们并不一定走向军事冲突的道路，但是三个关键的问题必须解决来确保地区的和平和相关各方的长期繁荣。 首先最紧迫就是台湾问题。已经有很多文章质疑中国大陆对这个岛屿主权要求的合法性了，但是从政策的角度看，这是不相关的。中国领导人把政治资本压在国家统一这个问题上，这是不能后退的，否则就要承担难以接受的面子丢失和军方强硬派的可能反弹。因此局限在台湾海峡的有限度的冲突好像是不可能的，一旦战争爆发，北京政权肯定不惜代价来结束这个战争。幸运的是，大陆和台湾都宣称两岸问题的解决要建立在长期的谈判基础上。（曾经提到50-100年是认为可以接受的时间） 短期较大的风险在于双方误判引发的冲突。美国长期以来在台湾问题上的模糊立场进一步增加了这个危险。为了缓和紧张局势，我们应该公开宣称我们的政策，台湾岛的最终地位---不管是独立，统一，或者半独立的特殊协定---必须通过谈判来解决，美国肯定要直接干预保护台湾如果它在没有挑衅的情况下遭到攻击。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美国马里亚纳群岛（Marianas Islands）的海军和空军应该迅速增加以确保及时可靠的反应能力，绕过与日本和韩国（区域力量的大部分驻扎在这里）军事基地协议而引发的政治障碍。 第二个问题是如何最好的追求道德指导鼓励中国国内管理和人权改革，同时不强迫中国政府陷入垮台的危险。必须克服儒家情感和强大的社会和结构的惯性才能在中国推动改变，这是很关键的。中国的领导人对国内的压力和国内动乱的威胁往往更加敏感，虽然他们不大愿意承认。因此外国要求的迅速改变或者可能造成动荡的改变都被看作对政权的威胁。在一切可能的情况下，要求改变的压力应该在关上门保持人家面子的情况下提出。在必需公开要求的时候，应该让具体的问题（比如互联网的限制，知识产权的保护，异议人士的迫害等）成为核心而不是笼统的民主价值。 第三，也许是最伤脑筋的中日关系问题。中国认为自己是该地区传统上的霸主，尤其在自己力量不断增加的时候希望亚洲小兄弟们尊敬儒家学说。而日本不大可能屈服。再加上由于两个世纪的中日战争造成的长期积怨，许多仍然没有解决的领土问题，两国政府趋向激发民族主义的诱惑是巨大的。为了消除军备竞赛和可能的破坏性的冲突，那样的话，肯定把美国卷进来，我们必须找到一个办法最终和平解决中日间的问题。 因为东亚最强大的经济和安全纽带现在各自被美国和地区大国分头处理，美国的中国政策以及影响亚洲外交格局的政策就是最关键的了。其中一个能够帮助同时解决这三个问题的措施就是中国，日本，韩国，美国等建立一个永久性的区域安全和贸易论坛，人员的代表应该包括国家和省级两层。这不必被看作参加者的巨大的偏离或者妥协。美国加州和其他州，日本的有些县已经派贸易代表团到中国大陆或者台湾，其实安全和经济问题的界限已经越来越模糊了。这样的论坛将让中国大陆和台湾有官方直接接触的机会，不必要正式承认台湾的国家地位，同时也提供一个中日谈判的平台，美国可以作为一个协调者，但是不必强迫承担调解人的角色。 这个道路是漫长的，偶尔也可能是艰难的，让人沮丧的。耐心---这不是美国著名的优点，将是最重要的。我们必须正确做到这一点，必须有信心。“前进两步，后退一步”最终意味着往正确的方向前进。